在台灣，一個發展中的「島博物館」：烈嶼文化館

 

撰文者：徐純 (8/21/2007 ICR 年會發表)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博物館收藏著過去與現在文化與自然資產的證據，而且博物館是建立在不同地區人類所指涉到各種不同的記憶方式。博物館收藏著人為與自然物件，也提供人類在過去對文化、自然與歷史之知識與疏忽所做的奮鬥。博物館是「知識專用的建構體」，也是文化在不同時代所做的改變與交流、工業化與現代化，也是人類在自然環境所反應的影響的證據。

     
    在此全球化時代，自我警惕、創造性、與對社區的使命感對每個地區或區域博物館就越顯重要，而且博物館的這項「天命」已經從過去專注於世界寶藏的傳統任務，改變為對社區自然與文化資產的重視。但是無論對全球或地方，它們的物件仍是任何博物館收藏的定義。收藏仍保留為知識、能力、社會整合與博物館價值的核心，特別是一個地方或地區的博物館，甚至對在台灣金門縣的一個小小的烈嶼文化館而言，亦如是。由於在每個地方博物館的收藏都有所不同，這些地方收藏的特色不僅可以吸引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也可以成為地區博物館激發社區獨特性的領導角色。在小小的烈嶼島上的文化館，其獨特性包括其地理、歷史與其居民。我在經過參與兩次的國際地區博物館年會（2005年在Ils of Manx and 2006 年在冰島）之後，我學到了深入指涉與發掘其獨特點的方法，也瞭解到如何創造這烈嶼孤島的能見度之重要性。

 

    中華民國的領土包括兩個省：台灣與福建。台灣省是台灣一個主要的島與環繞其周圍的一些小島，而福建省則大部分屬於中國大陸，只有金門縣與連江縣是在台灣政府的管轄之下，這兩縣也都僅包括幾個小島。烈嶼就是金門縣轄下的一個小島。

 

    它是在中國南方一個海灣的「大陸島」，烈嶼面積僅有14.85平方公里、人口不到七千人。其社會正面臨著根本上而且是快速的改變，島上的居民漸漸的領悟到，也正在找對應的生活方式。他們的一位收藏者告訴我：「十年前，有些島外的收藏家所收到的東西比我現在有的條件好得多。我母親把我祖母的結婚禮服賣給他們六百台幣（大約是15歐元），這是她給我們買兩星期的菜錢，所以我們沒有人抱怨。但是我的曾祖母在這件結婚禮服上所做祝福的設計，我與我的子孫卻永遠無法再看到了！」這個故事反映出這個小島上一些居民對社會變遷自我警覺的意識，它也成為鼓勵他與其他島上收藏家對自己物件有興趣的主要原因。他們大半都是在這個島上居住幾代的退休教師、公務人員、與小康商人。這就是在這個小島上可以成立一個文化館基本因素的起點。

 

    就像其他小島一樣，烈嶼受到其地理孤立的限制。它遠離台灣的政治中心，而在地理上它是比較接近中國大陸政權。它很像是博物館的資訊台，位於對每個參觀者都是顯而易見的位置；同時也是博物館與參觀者第一類接觸的重點。烈嶼文化館 - 這個「資訊台」的功能就必須按著台灣海峽兩岸政權的「政治地理」關係改變。但是你如何在這個島上呈現居民在過去、現在與其未來的立場呢？我們就必須在文化館建立與發展的開始階段就要謹慎的檢視。它必須能顯示他們是如何改變其認同，過去他們做為海峽兩岸內戰時的前線生活是如何、如今他們做為這兩岸全球化經濟發展的前線又如何。我們這群博物館專業團隊認識到我們的任務是給他們介紹國際博物館學的執行原則，協助他們鄉公所與志工做第一階段的發展。同時，我們必須焦注於以博物館學來整合他們的願景，來建立文化館的可能。

 

 

    烈嶼建立文化館的啟動是文建會對地方文化的六年計畫。由於文建會僅僅是屬於行政院的一個委員會，它並沒有國家制度性的預算來提供他們足夠或穩定的策略來支持地方上文化機構。文建會也必須向中央政府申請短期計畫的預算，基本上是以一年一年的年度預算。我的意思是要說明在文建會成立三十年來，這種中期性的計畫是相當少見的。這項策略性的計畫焦注在使用歷史性的或現代性的閒置建築，無論是屬於官方或個人，作為偏遠地區之文化活動或展覽的中心。其目的在於為地方民眾提供空間來展示或陳列他們認為是他們的資產。這個計畫是從2002~2007年的六個會計年度執行。這對烈嶼是一個理想的時機，他們可以因而得到預算來重建舊的鄉公所，來展示他們從過去到現在的收藏與他們的自然環境。

 

    由於在此之前從未有任何培訓的機會讓他們知道如何經營這項計畫，因此博物館專業的知識與技術就成為該計畫的主要問題。我仍記得第一次見到承辦這項計畫的鄉公所社會課長林長固時，他像個軍官一樣對著我喊叫：「去年一年你都在哪兒呀？！」。我們的合作就以這種特殊的相互「瞭解」開始。之後他為我們召集官方與民間代表的會議，我們希望從大家的意見中得到一些資料。這場會議相當成功，我們從鄉裡不同的居民口中收到廣泛的資料。在會議中，林金量鄉長要像往常一樣盡快的結束會議，我卻阻止了他四次。這個孤島上的最高行政長官，以其「總司令」式的軍官背景，而被我這個從島外來的、所謂的專業「教授」所阻止。但是也由於他容忍的態度領著我們專業人員，以緩和的方式進入正確的軌道，這是文化館成功的主要元素。因為我要保守著博物館專業的第一原則：「謹慎而完整的傾聽」，因為在烈嶼每個人都有關於「他們的」、而不是「我們」的文化館之願景。在會議終了時立即有了重要的結果產生，因為這位設計師聽到大家的需求後，自動的同意依照會議的結論重新設計他原有的規劃。而且按我們所增加的建議，他的設計要有充分設備的庫房與研究室，以便鄉裡的志工、收藏家、地方藝術家、與退休教師使用。

 

    烈嶼的人口並不複雜，烈嶼居民最多數的是在不同時代由中國大陸南方海岸來的移民。以他們農耕的背景，這種大陸生活方式並不是完全宜居於缺乏廣大耕地的小島上。於是，這些人又再次移民到菲律賓與馬來西亞，特別是汶萊，那裡80%的移民是從烈嶼去的。每個中國年、或重要的慶典、或家祠重建的典禮，這家族的長老就會從汶萊回來主持。為保存他們的文化遺產，為得到在海外大家族的支持，這些都成為地方社會的責任，因為，很自然的，他們也就成為社會資本的基礎。另一方面，這個小島的地理位置，在共產中國與蔣介石(1887-1975)對立期間，給了它軍事的重要性。而這群人口都是當年軍隊的部分成員，代表著台灣政府在該地區的政權，在現在全球化經濟發展的階段，他們仍然是官方公務人員的主要成員。雖然台灣中央與地方的政治情況已經因普選而民主化，政府的財務與職位卻仍集中於烈嶼的這群人口上。現在則因為烈嶼社會成員的一群，他們處理公共事務的態度有了相當的改變。當然，他們以「團隊」取向工作就是這個小辦公室團結與獨立的力量，因為他們大部分原來都有軍隊的頭銜，也都有著駐軍服務的經驗，他們知道如何為公共利益來共同奮鬥。這個小島居民佔金門縣人口的1/10，可是他們贏得金門縣議會1/4的議員代表席次。

 

    無論在實務或理論上要發展地方文化都需具備三項主力：地方社區居民的社會啟蒙運動、地方政府與民眾的團結、與從專業人員提供的專業知識與技術之支持。上文中已經對前兩項做了分析。我們這群專業團體的參與，包括已經從台南藝術學院博物館學研究所畢業的、與未畢業的學生，就是站在這個支援的立場。在這裡有必要提到的是：我們也邀請了一位在地的大學生，陳鑫堯，來參與我們團隊。他是我們所有不瞭解與不熟悉事務的「地陪」人員，而且在這兩個會計年度期間，當我們以專業人員的倫理來工作時，他扮演的角色就是我們與在地任何居民與官方接觸時之重要聯絡人。他與我們工作的最佳報酬就是接觸到博物館發展階段的專業知識與技術，而且我們也寄望將他訓練為金門其他地方文化館的種子，把這位關鍵人物就是我們的技術服務轉移得樞紐。因為為我們所做的任何簡單動作與通知，他都會讓我們知道專業技術應該建立於何處、何人的正確落點。這種專業技術轉移可以讓地方知識來領導這個文化館的方向。 

 

    在我們與烈嶼有關人員第一次會議之後，很多在地的志工就代替了鄉公所的承辦人來參與我們的工作。他們挨家挨戶的為我們安排參訪在地收藏家，我的一位學生，一明，留在鄉裡跟他們一起工作。在我們為他們收藏建立一項系統之前，一明嘗試著瞭解他們是如何處理自己的收藏。一明與鄉民們以非教學的方式有秩序的一起工作，隨時相互交換他們之間的領導與學習的角色。這樣讓我更確定，較自由的對話只有在雙方都坦白與平等的情況下才會發生。烈嶼鄉聚落與居民對專業方法論的接受，這種平順的方式，是另一個關鍵元素，也引領我們可能成功的建立文化館的基礎工作。而在這兩位關鍵人物在地的工作的同時，整個專業團隊收集了有關烈嶼的過去與目前所有的資料，包括它與金門、與台灣、與廈門（在另一岸上的中國新興都市）的關係。

 

    在第一個會計年度結束時，有些收藏家完成他們建檔的工作，並選擇部分的收藏陳列於文化館中。在另一方面，林金量鄉長也要求清潔人員，在收垃圾時注意回收一些老廟與古厝更新建築時所拆下來的物件與裝置。這些收來的物件都以清潔人員的名字為捐贈者，作為文化館的永久收藏，志工們再按博物館學的方式作編碼、登記、建檔。有一位漁夫向鄉公所報告，他發現一個廢棄於海邊生鏽的大砲，鄉公所也派人打撈、運回文化館陳列，這也是文化館的永久典藏之一。從文化館的展示上我們就知道，這些專業技術是如何妥善的被這些鄉居民們吸收，而且應用為他們自己的方式。這些志工利用文建會補助款的最後一筆款於口述歷史的資料收集上，他們自行舉辦了36位耆老做了四次的集會，各自陳述他們所知道的烈嶼歷史故事，並用錄影方式做紀錄，保存於文化館中。這項研究也成為他們向文建會申請96年補助款的計畫。然而一個民間文化無法期待的因素發生，由於文建會的主委換了一位比較注重表演活動的官員，烈嶼的補助款並沒有得到文建會的重視。很幸運的是烈嶼的林鄉長已經得到金門縣議會的同意，撥出60萬的預算讓烈嶼鄉來完成這些志工們的願景。

 

    為保持文化館可以達到博物館的基本標準 – 對民眾開放，（open to the public）林鄉長也接受了我們的建議，雇用一位志工以半職的薪資由他來負責全館的行政工作，並由鄉公所制訂了志工使用文化館各種設備的規定，並由55位志工共同維持文化館按時開放與接待參觀者工作。文化館前面的廣場也由一位專業的園藝志工設計，成為鄉民集合與活動的聚集地點，例如中國新年、運動活動等特別集會。這些正式的文化館使用系統就建立起博物館標準的基本必備條件。

 

 

 

    我們對烈嶼文化館這項輔導工作的研究有了一些結論，歸納出四項特色可以幫助我們來充實他們未來的展覽。我們也希望他們可以利用這些特點來增加他們文化館的「股票持有人」（stock holders）。這些特色是：

1.    烈嶼有很多閩南式的建築，當中國與台灣有戰事的時期，由於軍事因素而禁止這些老房子拆建；對岸的廈門本來是一個典型的閩南城市，如今卻正在如火如荼的現代化，正快速的失去他們的歷史建築與文化遺產。所以在最近的將來，烈嶼的古建築保存將是廈門歷史老師最重要的歷史教材。

2.    台灣海峽兩岸的戰爭痕跡在烈嶼遍地都是。烈嶼山頭上都有碉堡，海岩、海溝、戰壕都留下砲戰的痕跡，軍事基地留有蔣介石錯誤政策的證據，這些歷史教訓的據點可以成為台灣與中國觀光客的主要教育景點。

3.    烈嶼是候鳥旅遊途徑的中途站。一些廢棄的戰壕、砲彈炸開的水池與自然的小池塘都成為夏季與冬季候鳥聚集處。這些鳥類選擇這些自然與人為的條件做為他們的棲息地，終於使這些棲息區有了成為鳥類與亞熱帶國家公園的條件，特別我們今日世界正逢此全球氣候發生劇烈變化的時期。

4.    烈嶼有幾樣知名的特產。山坡與河流形成上下眾多的斜度，有利於某些特殊農業的產品。例如烈嶼的高樑酒早已馳名中國與亞洲；烈嶼的貢糖因海邊沙地有利於花生的生長，而早在清朝烈嶼的花生糖就已經是朝廷的貢品；特殊的草藥「一條根」也可以做為中藥的筋骨藥材；芋頭也因砲彈炸出土地的「深耕」而特別爽口；最特殊也具有諷刺性的產品並不是農產品，而是中國砲打金門時所留下的彈砲而製作的菜刀，有很多觀光客是為此而來的。這些都可以成為地方上經濟與觀光的資源。

 

    我們的結論是，ICOM News 2006的第3集提到世界上的幾個「島博物館」，這個文化館在烈嶼的地位將是一個最佳可能的實驗室，用博物館學的力量來支持烈嶼的文化資產與烈嶼社區認同。我們已經為它未來進一步的發展奠下博物館工作的第一步，但是還有相當多的問題，包括看得見的與看不見的，等待著國內政府財務的支持與鄉民團結的努力，但是更重要的是從國際專業組織進一步有經驗的建議。在此我們要重申、並肯定地方博物館學的理論之三個基本力量：地方社區居民的社會啟蒙運動、地方政府與民眾的團結、與從專業人員提供的專業知識與技術之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