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漂流系列】 方明茨掉進了歷史的裂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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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福井

原文刊載於金門日報 *2018/12/09 ~10

  方明茨,烈嶼鄉后頭村人,受訪時八十九歲,在兩岸殊死鬥爭期間,他被國民黨軍迫害,又被共產黨鬥爭與凌辱,一生顛躓苦痛,成為時代的棄民,他怎麼成為時代棄民的呢?他的血淚天涯的人生故事,真是刻骨銘心。

  方明茨,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生。這時的中國社會是一個國弱民貧,內憂外患,民不聊生的苦難時代,少小的方明茨就經過戰火的試煉、生活的磨難。他說后頭的田地種的地瓜既硬且小,每天只能喝麥糊粥過日子,拉了兩泡尿就肚子餓,根本食不裹腹。

  父親早年去落番,家中只剩下祖母、母親、弟弟及他一家四口人,九歲就開始上山種地瓜,父親偶而匯一點錢回來,勉強可以過生活。金門人落番「六死、三在、一回頭」,父親去了一年多,抗戰前夕就返鄉了。一九三七年日軍鐵蹄蹂躪金門,他已十二歲,跟著父親種田、種鴉片,十六歲還去安岐為日軍築機場,十天一期,借住盤山的民家,伙食自理找人去煮。

  抗戰勝利之後,他在后頭的鄉社慘淡過日子,然而父親一直想做「老大」(兒子娶妻生子就晉身為宗族長老之謂),一九四七年年底,二十一歲的他,就在父命之下結婚了;妻子是烈嶼羅厝人,家中一貧如洗,常常吃了這一餐,不知下一餐在那裡?

  隔年農曆二月初二(以下敘述均為農曆),他新婚才幾個月,就闊別妻子下南洋落番討生活了。他賣了一頭牛做路費,從廈門搭船經過七天七夜,到了新加坡;他沒有讀書,不懂經紀,只能出賣勞力,同安人都做碼頭工人,扛東西;金門人就去搖舢舨,他加入后頭人搖船的行列。

  剛開始他搖櫓接人,船舶一到看遠近而有不同收費,遠一點的收一塊石叻幣,近一點的五毛,有時兩毛的也有。他去巴剎(市場)吃早餐,一塊滷肉加一個包子,只要兩毛錢,所以他的生活很好過。

  叔叔是一個老番客,地頭熟,人面廣,結識了一些大老闆,眼見侄兒漸漸適應了工作,就為他媒合運載橡膠的工作。橡膠船一泊港,他就去載,看一個月載幾趟,月底再結帳。因此,他工作相當穩定,收入也不錯。

  他一去兩年多,突然接到妻子的來信,說一心一意想做「老大」的父親還沒滿願就過世了,老丈人也歸道山了,妻子六神無主,家書一直催他趕快返家。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日,他束裝返抵后頭,夫妻聚首久別勝新婚了。

  他回來一個禮拜,國軍就轉進到烈嶼,他奉命去構築工事、挖戰壕。這時風聲鶴唳,他聽說國軍要徵兵,兄弟兩人要徵一人。他二十三歲,弟弟十八歲,如果兩人要徵一人,不如他提早下南洋,但是妻子不同意。

  他的簽證效期兩年,本來想回來呆一陣子,現在臨時碰到狀況,不顧妻子的反對,就從同安渡頭搭金星輪到廈門,準備再下南洋。妻子難分難捨,死命追到廈門第五碼頭,他峻拒不了,只有陪著嬌妻回來了。

  他是一個番客,吃得白白胖胖的,穿著一身鮮活的衣服,佩戴一只鑲十四顆碎鑽的腕表,金光閃閃,好不誘人;他的這一身行頭,跟這個時代環境很不相稱,因為太惹眼了,他渾然不覺。

  有一天他到羅厝拜訪丈母娘,碰到了大舅子柯維昌。大舅子是惠安人,一九四九年古寧頭大戰之後兩岸隔絕,他回不去了,就成為丈母娘的贅婿,這時碰到方明茨。

  身旁的一個阿兵哥看到方明茨的穿著打扮,就問說:「他是你甚麼人?」

  柯維昌說:「我妹婿。」

  阿兵哥就釘著方明茨看。

  大舅子警覺性比較高,眼看現在兵荒馬亂,駐軍這麼多,而手錶這麼漂亮,就勸方明茨說:「把錶賣一賣好了。」

  方明茨起初捨不得,說要自己戴,禁不起大舅子一再的遊說,難捨能捨,最後就脫給大舅子去處理了。

  有一天大舅子轉身去盥洗,回來時發現人影一閃,剛剛擺在桌上瑰麗的腕錶不翼而飛。他受人之託,忠人之事,心中猛然嚇了一跳,頓感事態不妙,趕緊追出去查看究竟,只見一個軍人的身影剛走不遠,就趨前把他攔了下來,原來就是前天碰過的阿兵哥。

  柯維昌很客氣的問說:「請問長官,你有沒有看到我桌上的手錶?」

  軍人說:「怎麼,你手錶不見了?我沒有見到耶。」

  柯維昌說:「你不是剛到過我家的嗎?我明明看你剛從我家裡出來的。」

  軍人說:「你說甚麼話?你手錶不見了,關我甚麼事,你不能誣賴在我頭上。」

  柯維昌說:「這裡明明沒有其他的人,不是你拿的,會是誰拿的呢?」

  雙方你一言我一語,越講越僵,越講越脫序,火氣就越來越大了。俗話說:「民不與兵鬥。」何況現在是甚麼時候呢?

  方明茨說這位軍人三條槓,是連長,東北人,高高瘦瘦的,臉龐黑黑的,惱羞成怒,就說柯維昌是「匪諜。」把他抓去關了起來,然後用火刑逼供。

  明茨說軍人點了一把香,去燒炙柯維昌的臉頰,要他承認是匪諜。柯維昌雖然是落難的惠安人,跟匪諜八竿子打不著,如果誣服豈不是死路一條?因此堅不承認。你堅不承認,軍人就繼續用刑,把他的臉都燒爛掉了,辨不出一個人形。明茨說最後捉去活埋,屍骨無存,至於埋在那裡?沒人知道,也不敢問。

  明茨說這時是風雨歲月的一九四九,師長劉定國(註)。國民黨軍一不做二不休,也羅織「匪諜」的罪名,把方明茨抓去關了起來,另外牽連了兩名親戚:林開良與謝德。

  林開良,烈嶼東林村人,大姊嫁給明茨的叔公;謝德是姑表,與丈母娘同住在羅厝一個屋簷下,三人一起分別被關押在東林村。明茨說四月初八被關,因為正準備四月十二迎城隍的慶典,因此,他記得很清楚。

  剛開始提詢,一連串的身家調查,問說那裡人?有沒有讀書?有沒有入黨?明茨說甚麼都問。軍官用國語問,旁邊有閩南語的通譯。提詢了幾次,三人的說法都是前後一致,但是國民黨軍仍不罷休。

  明茨說他們三人雙手被反綁,吊在廊簷下,一邊吊一個,開始刑求逼供,要他們三人承認是「匪諜。」可憐三名樸實的鄉民,就這樣被吊打,手腕幾乎要斷掉,真是痛苦不堪。他們明明不是匪諜,要怎麼承認呢?

  國軍盤問不出一個所以然來,就改用電刑。明茨說雙腳並攏,兩腳拇指纏著電線,然後通電流讓他渾身發抖,痛不欲生;問他承不承認是「匪諜」?他不承認,旁邊的軍人就用槍托從脅下,撞擊下去他的軟肋,或者用竹杠打下去,讓他痛得眼淚崩流、直不起腰來。

  國軍不斷的刑詢,他們三人的說法始終沒有改變過,沒有做過的事,編造不出來。明茨說講到那時候,吃不得吃,睡不得睡,整天疲勞轟炸,真是無語問蒼天,被害得很悽慘。

  關了將近一個月,明茨記得是五月初四,國軍無法定罪,剛好有一艘福州的補給船,要到廈門,因為時值霧季迷航。船夫說:「不見天,不見地。」灣靠到大擔島,以為到了廈門,因此被國軍擄往羅厝漁港泊靠。

  一九四九年是中國歷史上的一道裂縫,他們三名無辜者,無意中要掉進歷史的深淵了。

  這一艘福州船有十六名船夫,十一名年輕者被留置下來,五名年紀大的遣送回去;國民黨附送五名地下工作人員,方明茨、林開良與謝德等三人,國軍就把他們也一併送上船去,要他們從烈嶼的地表消失。

  方明茨落番兩年多回來,這時正值二十五歲的青春年華,本來有一番前途與發展的,誰想到只因為一只手錶,人生從此改了渠道,命運難道是這樣註定的嗎?他有時不免要問問老天爺。

  方明茨,搭上了這艘船,航向了中國大陸,在晉江的一個漁港,被民兵發現了。五名特務一溜煙走了,留下他們三個傻不楞登的鄉巴佬,走投無路,被人民解放軍逮住了。

  他門剛脫離狼口,又掉入了虎口;這三個人到底是甚麼人呢?中共情治單位就開始審問。

  他們在烈嶼,被國軍誣為「匪諜」;流放到中國大陸之後,共產黨又認為他們來路不明,懷疑他們是「國特。」把他們關押了起來,然後就不斷提詢:「國民黨要你們來幹甚麼?有沒有暗號?」

明茨說:「我是一個老百姓,一個良民,是被國民黨軍迫害的。」

共產黨不相信他們被國軍陷害,可能是國民黨的苦肉計,繼續問說:「有沒有入黨,加入甚麼工作?」

「沒有,我落番剛從南洋回來,碰到這種事有甚麼辦法?」

情治人員不相信:「為什麼別人不來,派你們來?」

  三人村頭村腦的,想掰都掰不出甚麼東西來。國共兩黨不同地點、不同時間,都用異樣的眼光盤詢,他們三人白布被染到黑,真是百口莫辯。然而孰令致之的呢?

共產黨問不出一個結果,看他們三人也不像,最後恫嚇:「坦白從寬,抗拒從嚴,要是有絲毫隱瞞,死路一條。」明茨說如果沒有親戚,共產黨本來想把他們送回烈嶼,再還給國民黨,假如是這樣子,整個歷史就要改寫了。

  然而林開良說他有親戚,叔叔在廈門。在晉江盤詢到了六、七月,中共就把他們三人送往廈門的公安局,林開良再請叔叔林地同來具保。
公安問:「這三人是烈嶼人,你敢不敢保?」

林地同:「敢。」

公安:「敢就簽名。」

  方明茨說沾了林開良的光,要不是他叔叔來保釋,下場會怎樣不得而知。臨別之際,公安又對林地同說:「這三人如做壞事,你要負責。」

  林地同堅定地說:「我們烈嶼人,不會做壞事。」

  三個落難的人,此身茫茫不知何處去?有如飄萍處處是家,又處處不是家,天下之大竟感覺沒有容身之地。

  三人在林地同家呆了短暫的一段時間,就各自謀生路去了,林開良去做泥水工:謝德去何厝,何厝分上何與下何,下何捕魚與「擎蚵」,上何是種山,都在廈門島內,謝德去上何耕田;方明茨到黃厝農村做工,他說沒有工資,只是度性命。

  他背著一個「國特」的嫌名,孤鳥插在人群,忍受著孤單、苦痛與寂寞,他能向誰說呢?此刻即使呼天,老天爺也不會理他。白天去做工勞動,日子還好打發,晚上回到棲身之地,孤燈獨影相弔,長夜漫漫不知怎生過得?

  烈嶼就在黃厝的對過,只有咫尺之遙,卻是咫尺天涯,兩岸鬥爭有如寇讎,明茨每日只能隔海望鄉,空懷惆悵;他一顆心繫在家裡,記掛著老母與懷胎的妻子,不曉得他們要忍受人生甚麼的苦楚?自從他被捕之後,想到母親與妻子求助無門,兩人一定憂思如擣,只得求神明拜祖先,希望還給兒子與丈夫一個公道,好讓一家團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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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天道無言,日月如梭,明茨被遣送大陸之後,老母與妻子知不知道呢?在那個荒亂的時代,誰會在乎三個小老姓的死活呢?如果有幸知道,一定是鄉親目擊之後,偷偷的告訴她們。她倆這一顆心,就如不繫之舟了,隨著歲月在飄搖了。暗夜思子與思君,只有流不盡的眼淚。

  明茨在隔海的黃厝,日子何嘗好過呢?他是一個待罪之身,誰看了都害怕,避之唯恐不及,誰還敢跟他作朋友,他能跟誰去聊天呢?他能去控訴國民黨軍的無良,以博取他們的同情嗎?

  午夜夢迴想到去落番,想到在新加坡搖舢舨,想到回老家探親,就因為一只鑲鑽的手錶惹禍上身,改變了一生的命運,如今飄零到廈門的黃厝,獨自忍受著創痛,欲訴無門,欲哭無淚,這是命裡所招,還是人世的迫害?他有時也想不通,那個高高瘦瘦、黑黑的連長,一直在刑求他是「匪諜。」他的夢魘始終揮之不去。

  一九五○年代,他在黃厝幫忙種田,從山上回來,人家回去吃午飯,他很認份,就要去掃廁所、清馬路。因為,他低人一等。日子就這樣無影無蹤的飛逝了,時間會讓人暫時忘記痛苦,而向現實妥協。

  這時一個死了尪的婦人帶了一個五歲的女兒,有一天晚上治了一桌酒菜,請他去晚餐。她是不是長期觀察他這個金門的青年呢?長得高大帥氣,個性也很爽朗,芳心暗許可以託付終身呢?

  明茨說那時他三十歲還不到,真格是春秋鼎盛,看了滿桌的菜餚,在昏暗的燈光之下,幾杯黃湯下肚,女體的香味陣陣撲鼻,自從犯事以來,他已好久沒有聞到女人的香氣了。這一夜他醉了,醉在女人的懷裡,醉在溫柔鄉與芙蓉帳裡,他從此成為她的入幕之賓了。短暫的歡娛,可以讓人忘懷人世的辛酸。

  他從此為她作牛作馬,幫忙耕田,說是耕田,但家中又沒有養牛,要去向人商借,為了養活一家三口,他只有屈身。他現在起碼有一個家了,有人煮飯洗衣,有人噓寒問暖,有人心意相屬,在這漂泊無依的年代,他找到了一個避風港,作為他心靈停泊之處。

  日子並不能這樣的單純下去,所謂歲月靜好幾時能夠呢?一九五八年八二三砲戰爆發,他這個金門人如今是角色互換,躲在防空洞裡看國共雙方殊死的砲戰。他要忍受國民黨的砲轟,又掛心在烈嶼后頭家中老母與妻子的安危?

  砲戰暫歇的時候,村民紛紛鑽出洞口去撿破片,明茨說一個未爆彈可以賣到十六元人民幣,含銅的破片一斤一點六元,鐵的碎片一斤八毛,砲彈過後有人來收購去打菜刀。

  黃厝有一個人撿回一個未爆彈,帶回去拆解,突然一聲驚爆,母親、妹妹與他三個人,及兩個看熱鬧的鄰居,頓時血肉紛飛,屍骨無存,屍肉在幾里外都可以發現,真是人間慘劇。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發,這個身背國特的嫌名,被人從記憶中挖了出來,成為鬥爭的對象,整整文革十年期間,方明茨動不動就被抓出來鬥爭,這個被國民黨軍迫害的無辜者,又被共產黨推向鬥爭的舞台,他頭戴高帽,背插著一支「國特」的標籤,雙手反綁被抓去遊街示眾,然後帶到看台上,接受村民的公審。

  方明茨沒想到在烈嶼被國民黨軍雙手反綁,在廈門黃厝又被共產黨反綁,這是他第二次遭受的凌辱,他難忍能忍,所謂忍辱偷生,差堪如是。鬥爭的人把他帶到看台上,把他的頭壓得低低的,硬要他俯首認罪。

  村民平日雖然不相信明茨是國特,有人說明茨能做國特,誰不能做國特?

  有的人則說,是不是國特,一聽說話就知道了。

  大家明知方明茨不是國特,但當鬥爭的怒火被激起來了,就成為燎原之勢,所有的理性都不管用了,大家對準矛頭,不管三七二十一,以鬥爭黑五類為樂。可憐方明茨掉入歷史的深淵,爹不疼娘不愛,兩邊不是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度日如年,眼淚只有往肚裡吞了。他說鬥到毛澤東死了才罷休。

  此時方明茨的母親與他,分隔海峽兩岸,生死茫茫兩不知,老人家痛苦無告,只有求神明,把他寫給城隍爺當契子,希望神明神通廣大,可以保佑平安歸來,她在神前許願,到時要唱戲酬神。

  明茨則在廈門記掛著母親、妻子,不知如今安好否?尤其高齡的老母,不知他的生死,他也不能寫信回家報平安,他有一種不孝的負咎之情,但是橫亙在金廈海域是一道鴻溝,所有的親情倫理,都已被鬥爭與仇恨的思維買斷,他只能踟躕在黃厝的海岸,望鄉情嘆,一天一天看著自己逐漸老去。

  一九八七年兩岸開放探親之後,這名被國民黨軍流放大陸的可憐兒,看到了一線歷史的曙光,開始向兩岸政府申請返鄉的手續。三個人磳磴的出去,林開良育有三名子嗣,都有才調,五十幾歲在同安做工時與世長辭了;謝德沒有生育,七十幾歲也魂歸道山。

  方明茨大難不死,一九八九年歸返故里,讓他們三人所受的委屈,可以大白於天下,蒼天有眼,不容歷史盡成灰。他二十五歲被人流放,六十四歲返鄉,滯留在大陸三十九年,從青絲到了白頭。他近鄉情怯,不曉得家中狀況怎麼樣了,他一路懷著惴惴不安的心情,想要親吻故鄉的土地,長跪痛哭。

  當他一腳踏進后頭的家門,見到了高齡八十八歲的老母,雙膝跪地,哭,痛哭,嚎啕大哭,母子相擁長跪痛哭。幾十的辛酸、苦楚與思念,就化作了淚水向東流了,揮別了過去的烏雲,重見了藍天。這是不幸中的大幸。

  明茨慶幸能不死歸鄉;明茨也慶幸老天爺給他長壽的母親,讓他能夠再見一面,盡到人子最後的孝道。母親帶他到後浦城隍廟演戲酬神還願,劇目是「天下太平。」

  人生繞了一大圈,只求太平無事,安居樂業,但是庶民的願望,常常是不可得的。明茨回來之後,發現他的家破了,那個難捨難分追到廈門的妻子,為他守了五年就改嫁了,再婚後又生了六個兒女。一九五○年,明茨落難生的虎兒,三歲時就夭折,而他唯一的弟弟,在二十二歲時因盲腸炎失治,也早已告別了人世,留下老母人間飄零。

  臨老莫返鄉,返鄉要斷腸。方明茨面對一個破落的家,舉頭望蒼天,然而蒼天無語,時間已經過了近四十個寒暑了,金門已經改變很大,改變得讓他幾乎認不出來了,他說以前房子破了一塊瓦都沒能力整修,現在處處可見蓋新房子。

  他說沒有古寧頭這一場大戰,金門人還在「甕底」,金門人因為戰爭而得利,如今社會富裕,家給人足,過著幸福的日子;他傷心自悼,認為唯有他因為這一場戰爭而受害,哀苦無告,仍然要面對貧困的家境。他在大陸茍延殘喘到了今天,不死歸鄉,又要重新面臨生活的磨難。

  他說如果仍在新加坡,說不定跟他的鄉親方水金一樣,闖出一番的事業,成為一個富家翁;倘若是在金門,他也可以跟大部份的金門鄉親一樣,享受社會發展的成果。然而他命途多乖,受到了時代的迫害,成為兩岸的棄兒,被無情的歷史所夾殺,他付出了一生的代價,苦果只有自己獨吞。

  他回來之後趕緊去做工,負起奉養母親的責任,彌補幾十年的虧欠。明茨離家前,大妗的童養媳一連生了五個女兒,常跑去丈母娘那兒泡茶,丈母娘有一天得知又生了,就問他丈夫。丈夫說又是一個賠錢貨,準備裝布袋去沉海,丈母娘不忍心,就說不行不行,你如不要,就給明茨媳婦收養。明茨落番時,這個女兒已經五歲了。沒想到這個家,就靠著她與祖母相依為命,共同品味苦難的人生。

  明茨回來六年之後,老母以高齡九十四歲往生了,一生遭遇這麼多的波折,飽受戰爭與人禍的煎熬,午夜夢迴,她的一顆心一定懸念那個失家失鄉失根的兒子,不知流了多少的眼淚。

  她沒想到這一生,還能夠見到兒子,共同生活了寶貴的六年,相信她已了卻心中的遺憾,回去天上的時候,可以瞑目了;而明茨能夠送母親最後一程上山頭,盡到了人子的孝道,也可以稍補他的遺憾了。

  明茨忍受了一生的流離苦痛,回來後要討回公道,但是公道渺茫,有誰能夠傾聽他的聲音,寄予理解與同情呢?他屢次申請補償,但是人微言輕,又已事過境遷,最後有關部門以新台幣八十萬元把他打發了。他的人生遭受第二次傷害。

  他回來五年之後,廈門蛇年出生的兒子,返金來探親,再過兩年帶了妻兒回鄉定居。孫子七歲返鄉,如今已二十七歲在讀研究所。方明茨落葉歸根,兒孫完成了認祖歸宗。以後后頭的方家,要由兒孫演繹祖先顛簸流離的歷史,以及金門過廈門與廈門過金門的傳奇故事。

  方明茨一生受國民黨軍的迫害,又受共產黨的鬥爭,他說那些鬥爭他的人,都已經死光了;而那些迫害他的人,也不知消失到那兒去了,他的心中已沒有仇恨與怨懟。他覺得人不應該害人,要做好人,否則在死的時候,每一個人有一本帳要算。

  他回到金門轉眼已經二十五年了,信一貫道吃素也已八年了。他長得方面大耳,是一個有福氣的人,然而老天爺為何給這麼一個有福氣的人這麼多磨難,到底要彰顯甚麼意思呢?古人說:「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上天對待善人,難道是這樣的嗎?

  「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方明茨掉入歷史的裂縫,真正印證了這一句俗語。回首前塵往事,世事滄桑如過眼雲煙,仇與恨,貧與富,愛與憎,已經無須記憶無須掛懷與無須追悔了。然而手上與腳上的傷痕,仍然堅守崗位至今不肯褪去,好像在作無言的抗議。

  明茨兩任妻子都已過往了,他說被冤枉已經被冤枉過了,受苦也已受苦過了,只有選擇原諒活在當下,跟自己的人生和解,每日笑口常開,活給天看。如今他改戴一只一千二百元新台幣的手錶,每日看著這個錶,想到以前因為那只鑽錶所發生的事,作為他年輕時浮華之性的炯戒。(訪談時間:2014.6.6/訪談地點:後浦北門杜宅)

註:劉定國。本名劉玉雲(1913年3月17日─1997年3月14日),苗栗縣人,乙未戰爭(1895年)遺孤。少年於台灣受李鍾萼撫養並學習漢文,十五歲赴日本留學,加入由丘逢甲之子丘念台所創的同鄉讀書會,並隨丘氏前往中國大陸,考入中央陸軍官校(黃埔軍校)就讀,曾參加對日抗戰。

  方明茨說1949年烈嶼師長劉定國,經查確有其人,但是1975年3月19日,中共第七次特赦290名所謂的戰犯,第一名是黃維,十二兵團中將司令官;其中有一名是劉定國。

  劉定國不可能被俘,又到烈嶼當師長。方明茨的有關師長的說詞還有待商榷。

(參考資料維基百科及高文閣著:台灣與大陸風雲四十年,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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